原文标题：The Ceasefire Neither Side Can Keep
原文作者：Thomas Aldren
编译：Peggy，BlockBeats

编者按：停火达成，并不意味着冲突结束。

在伊朗与美国的这场对峙中，真正发生变化的，不是战场态势，而是「契约本身」的含义正在被重写。本文以 1988 年伊朗停火为起点，回溯霍梅尼如何在神学与现实之间完成一次关键转向，并将这一逻辑对照到 2026 年的停火决策之中，指出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：当国家被置于规则之上，任何协议都将失去其约束力。

文章认为，今天的停火之所以脆弱，不只是因为双方缺乏信任，而是因为这种「不可信」本身，已经被各自的制度与历史路径所固化。一方面，伊朗在其政治神学中保留了「必要时可撤销承诺」的空间；另一方面，美国在退出伊朗核协议（JCPOA）并转向极限施压与军事打击之后，也削弱了自身作为契约一方的可信度。

在这样的前提下，停火不再是「通向和平的路径」，而更像是一种被保留下来的形式：它仍然存在，但已缺乏支撑它的道德与制度基础。

当双方都在将自身权力视为最终依托时，协议是否仍然可能成立？而这，或许才是理解这场停火最关键的起点。

以下为原文：

1988 年的逻辑如何在今天重演

在接受 1988 年与伊拉克停火之前，鲁霍拉·霍梅尼据称曾考虑辞去最高领袖职务。他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。

时任议长阿克巴尔·哈什米·拉夫桑贾尼提出了另一种方案：由他单方面结束战争，然后再由霍梅尼以此为由将其监禁。两个站在神权国家权力顶端的人，不得不为「撤退」寻找借口——因为他们所构建的神学体系，使得退让在逻辑上几乎不可能。但现实已经逼迫他们必须退让。

霍梅尼没有接受这场「政治表演」，而是亲自「饮下毒药」。1988 年 7 月 20 日，他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。随后，政府仓促寻找宗教上的正当性。当时的总统阿里·哈梅内伊援引了「侯代比亚条约」——这是一项先知穆罕默德在 7 世纪与敌人签署、最终却走向胜利的协议。

正如 Mohammad Ayatollahi Tabaar 在《Religious Statecraft》中所记载的那样，在停火前几天之前，伊朗评论界一直拒绝这一类比；但一旦它变得「有用」，便被迅速动用来「挽救政权」。

数月之内，霍梅尼又向克里姆林宫派出代表团，并对萨尔曼·拉什迪发布了宗教裁决。这一对外行动，正是仿照侯代比亚之后先知致信各国君主的做法。Tabaar 认为，这两者本质上都是政治动作——通过展示宗教立场的「连续性」，来修复此前受损的神学体系。战争停止了，但革命叙事并未终结，而是调整形态后继续延续。

2026 年 4 月 8 日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了与美国为期两周的停火协议，此前双方已交战四十天。官方声明称这是一次「重大胜利」，并表示伊朗「迫使犯罪的美国接受其十点方案」。其中一句话，对于记得 1988 年的人来说并不陌生：「必须强调，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。」

新任最高领袖、也是当年援引侯代比亚条约者之子——穆杰塔巴·哈梅内伊，亲自下令停火。同时，其领导的委员会也表达了对「美方的完全不信任」。一种带有条件的接受，一种被保留的革命叙事。两位最高领袖，跨越三十八年，呈现出同一种模式。

对于立场偏保守的观察者来说，这种判断并不难理解。「午夜之锤行动」对三处核设施投下了 14 枚钻地弹和 75 枚精确制导武器。在 2026 年 2 月的军事行动中，打击范围已覆盖伊朗 31 个省中的 26 个。伊朗最终接受停火，似乎印证了一个结论：武力达成了五轮由阿曼斡旋的外交谈判未能实现的结果。

当国家高于契约：一切承诺都可以被收回

对伊朗可能「违约」的怀疑，也并非毫无根据。这种证据，甚至可以追溯到该政权的缔造者本人。1988 年 1 月 8 日，在停火前六个月，霍梅尼发表了一段言论。正如 Tabaar 所称，这「或许是他最具揭示性、也最具后果的一次表述」：「国家，作为先知穆罕默德「绝对统治」的一部分，是伊斯兰最根本的法令之一，其地位高于一切次级教法，甚至高于礼拜、斋戒与朝觐……当既有协议与国家及伊斯兰的整体利益相冲突时，国家有权单方面撤销与人民达成的任何教法性约定。」

就在这里：伊斯兰国家被置于祈祷与斋戒之上，并被赋予撤销一切协议的权力。霍梅尼早年的著述曾将国家视为实现神法的工具，而这一裁示则颠倒了这一关系——国家本身成为目的，并有权凌驾其本应服务的法则之上。

这可以视为该政权的核心神学逻辑，在「绝对监护权」（Velayat-e Faqih，即最高领袖拥有完全权威的体制）之下延续至今。正如 Amin Saikal 在《Iran Rising》中所指出的那样，这一模式反复出现：每当面临重大决策，最高领袖都会在支持决策的同时附加「保留性表述」，以便在必要时随时反转。

在先知传统中，一个有限的制度若宣称应当只归于上帝的忠诚，有一个明确的名称：偶像崇拜。对于条约而言，其后果也十分具体——承诺的形式仍在，但真实的履约基础已经消失，因为作出承诺的一方早已宣示自己有权收回它。

「午夜之锤行动」的支持者，或许可以在德黑兰看到这种模式。但先知传统从不允许人们只在外部敌人身上诊断「偶像崇拜」。

停火的外壳之下，信任已经不存在

在「午夜之锤行动」之前，在这场四十天战争之前，在停火之前，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（JCPOA）。根据该协议，伊朗大幅削减了高浓铀储备，并在《附加议定书》框架下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。该机构在一份又一份报告中确认伊朗履约。协议确实存在缺陷：部分限制设有「日落条款」，导弹问题也留有空白；从审慎角度看，退出并非毫无理由。但核查体系本身是有效运作的。

然而华盛顿仍然选择退出。无论这一决策本身如何评价，其结构性后果十分清晰：如今要求伊朗在新协议中履约的国家，正是此前撕毁旧协议的一方。当此后外交努力未能在美方的「最高要求」框架下取得结果时，答案变成了升级冲突。

2025 年 6 月：7 架 B-2 轰炸机，14 枚钻地弹，75 枚精确制导武器，打击三处核设施。官方称之为「一场壮观的军事成功」。然而国防情报局评估称，这些打击仅使伊朗核项目「倒退了数月」。在主要目标福尔多，IAEA 未发现损毁。伊朗 60% 浓度的高浓铀储备（440.9 公斤）下落不明：要么仍在废墟之下，要么已在首轮打击前 13 天转移至伊斯法罕。近年技术最先进的一次空袭，留下的问题却是：我们究竟打中了什么？

2026 年 2 月：全面战争爆发，打击覆盖 26 个省份，最高领袖身亡。根据 HRANA 统计，共有 3597 人死亡，其中 1665 人为平民。四十天之后，停火达成——但铀浓缩问题未解，公开层面也没有任何书面协议。

空袭之后，伊朗暂停与 IAEA 的合作。总干事拉斐尔·格罗西向理事会表示，机构已失去对伊朗铀库存的「知识连续性」，且这一损失「不可逆」。如今，IAEA「无法提供任何有关伊朗高浓铀储量规模、组成或位置的信息」。伊朗全面中止合作。但退出协议、实施制裁、再到军事打击——正是如今要求新协议的一方，启动了这一连锁过程。

一个不谨慎的领导人会误判；而一种结构性取向，则会在每一个决策节点重复同样的逻辑：退出协议，施加极限施压制裁，再轰炸设施，然后要求一个刚被证明「无法信任你」的国家重新签署协议。在每一个节点上，选择的都是武力而非契约，摧毁而非信任架构。这种一致性所揭示的，是一种信念：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实现那些本应依赖道德结构才能维持的秩序。

霍梅尼的裁示，将伊斯兰国家置于祈祷与斋戒之上；而美国的行为模式，则将军事优势置于契约之上。两者本质相同：都是将有限的权力当作终极依托的「偶像崇拜」。

也正是在这里，这两种「偶像崇拜」发生了交汇：美国无法再要求一种被自己破坏的信任；伊朗也无法提供一种其制度本身保留撤销权的承诺。

曾经弥合双方差距的核查体系，已在两国一连串决策中被摧毁。如今剩下的，是一种仍保留形式、却缺乏道德支撑的协议外壳。

双方都在谈论一个从未公开的协议文本。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加以约束；而就在停火宣布前数小时，俄罗斯与中国刚否决了一项更为温和的霍尔木兹海峡决议。

伊朗方面，伊斯兰堡谈判的首席代表是议长穆罕默德·巴盖尔·加利巴夫，同时也是临时领导委员会成员。他在 3 月下旬还曾表示从未与美国谈判，如今却成为谈判主导者——执行协议的人，同时也是制定协议的人。

伊朗提出的「十点方案」中，波斯语版本包含「承认铀浓缩」的表述，而对外英文版本则删去了这一句；特朗普则声称「不会允许任何浓缩」。强制屈服，从未治愈过「偶像崇拜」。1988 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点。

George Weigel 在《Tranquillitas Ordinis》中，将这种机制命名为「替代无限」——即把有限的政治安排当作终极，从而摧毁一个有序政治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础。

将这次停火视为美国力量的胜利，或简单认定为伊朗必然违约，其实是同一种错误：都把对一个有限安排的判断，当作终极判断。

坚信武力可以迫使对方服从的「鹰派」，与坚信外交可以改变关系的「鸽派」，本质上是镜像——都拒绝承认一个事实：没有任何人类工具，可以自行完成救赎。

传统从未给出这种确定性。它要求的，是更困难的路径。

在经文中，先知总是先从以色列开始。因为只有「立约之民」，才拥有识别「偶像崇拜」的概念；而当他们拒绝将这一概念应用于自身时，其罪责也更重。阿摩司的宣告从大马士革开始，并非因为其正义，而是因为听众会对「他者」的谴责点头认同——随后，他转向犹大，再转向以色列，点头也随之停止。

识别两国的共同模式，意味着要按照顺序使用这些判断工具：先指出自身的「偶像崇拜」，再评判他者。

这种传统称之为「悔罪的纪律」，它有明确的实践形式：无论是在教会、餐桌，还是在新闻刷屏的群聊中，谈论这次停火时，都应从「承认」开始——退出 JCPOA，是要求新契约的一方首先违背契约；「午夜之锤行动」体现了一种信念：只要破坏足够彻底，就能建立秩序；四十天战争、1665 名平民死亡、单次学校袭击中 170 名儿童丧生，而冲突起点——铀浓缩问题——仍未解决。在指出德黑兰的问题之前，先承认这些事实。德黑兰的问题并不更小，但如果判断总是从对方的错误开始，就不再诚实。

伊朗的不可靠性，早已写入其制度神学之中，对停火条款的审视仍然必要。但对美国的诚实评估，必须在先。只有同时识别两种「偶像崇拜」，才能理解这项安排的真实面貌，而不是把它当作对既有立场的再次确认。

这场停火，本质上是一片废墟。也可能是唯一仍然存在的谈判桌。正义战争传统对和平有真实的优先倾向，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参与这个被掏空的安排，而非简单放弃。

奥古斯丁将和平定义为「秩序的安宁」。而眼下的现实，是一场为期两周、由巴基斯坦斡旋的暂停：没有共同文本，没有有效核查，双方对协议内容各执一词。废墟可以被修复，但前提是，人们不能把它误认为一座大教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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